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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何以為炎黃子孫
    發表時間:2024-04-02 來源:《炎黃春秋》雜志2024年第3期

      2024年是中國農歷甲辰龍年?!把S子孫”“華夏兒女”“龍的傳人”在互聯網上再度成為熱搜關鍵詞。海內外華人對“我們何以為炎黃子孫”“我們何以為華夏兒女”“我們何以為龍的傳人”等話題的關心,其背后實質是對“我們為何成為我們,我們從哪里來、要到哪里去”的深層關注。當下,探析我們何以為炎黃子孫,對于回應“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從而凝聚中國力量,具有深遠意義。

     

      炎黃子孫的敘事從五帝傳說開始

      “炎黃子孫”的文獻敘事從五帝傳說開始,這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階段。兩千年前的文獻將夏商周的歷史限定在距今4100年前,那是夏啟稱王所開啟的早期國家形態時期?!渡袝酚涊d了堯舜的天下治理時期,這是先秦的基本歷史文獻。我們現在一般將堯、舜、禹的故事視為神話與歷史交織的敘事,堯舜前面的顓頊、帝嚳,都是神話史上的重要氏族,即高陽氏、高辛氏。在漢代班固的《漢書·古今人表》中,比較清晰地呈現了五千年以前的中國歷史。

      “炎黃子孫”與“華夏兒女”“龍的傳人”三個概念,與上古時代的三大部落首領炎帝、黃帝和蚩尤有著密切的文化淵源。炎帝是中國上古時期活動在黃河中游關中平原、渭水流域的神農氏部落聯盟首領。相傳姜姓部落的首領因懂得用火而得到王位,故稱炎帝。炎帝部落作為早期華夏族主體,其活動范圍在黃河中上游。黃帝則是原先生活在西北黃土高原的部落聯盟首領,居軒轅之丘,建都在有熊,也稱有熊氏?!饵S帝內經》中有言:“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登天?!庇行苁铣蔀槭献迨最I后,勢力迅速向東擴展。

      在甲骨文里,“炎”的寫法是“兩個火字上下疊加”,“黃”的寫法是“人形的腰間束有(玉)環佩”。蚩尤是牛圖騰和鳥圖騰氏族首領,和炎帝原同屬一個部落。炎帝時,蚩尤東征西討,奪取了伏羲后裔“九黎國”領地?!妒酚洝の宓郾炯o·集注》引孔安國曰:“九黎君號蚩尤?!?/p>

      史書上有記載的最早的戰爭,是黃帝和炎帝兩大部落進行的阪泉之戰。后來,黃帝和炎帝部落聯合起來,與蚩尤進行了一場大戰,即“涿鹿之戰”。這是遠古華夏統一之戰,戰爭中蚩尤被擒殺。戰后,炎黃部落乘勝東進,進抵泰山附近,舉行了“封泰山”儀式。東夷集團與炎黃集團結為同盟后,形成最初的華夏部落聯盟,中國至此進入了華夏時代。

      那么“炎黃子孫”具體是指誰呢?春秋時期左丘明的《國語·周語下》記載:“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夫亡者豈繄無寵,皆黃、炎之后也?!弊笄鹈鲝娬{,鯀、禹與夏人之后,以及共工、四岳與各姜姓國皆為黃炎之后。先秦時,炎黃子孫包括夏、商、姬、姜等氏族,也就是說姒姓、子姓、嬴姓、姬姓、姜姓等氏族繼承了華夏文明。關于炎黃合祀,始自戰國時期秦靈公,此時,炎帝與黃帝均成為華夏民族的始祖。

    彩陶盆,仰韶文化(約公元前5000年—前3000年)的代表性文物,1950年河南陜縣廟底溝出土。

      梳理文獻,炎黃之后的幾位古代帝王,一直到夏商周三代,都被認為是黃帝的直系子孫。后世的帝王,也都聲稱是黃帝的后裔。幾乎所有的姓氏、族群都將自己的遠祖追溯到炎帝、黃帝或他們的臣子。北方的民族,如接受華夏文化的匈奴、鮮卑等,也認為自己是炎黃子孫。遼朝大臣耶律儼在《皇朝實錄》稱:“契丹為黃帝之后?!倍哆|史·太祖紀贊》和《世表序》也主張“契丹為炎帝之后”。清朝末年,炎黃子孫的觀念隨著中國民族主義的建構而更加廣泛流傳。早期革命黨即用“炎黃子孫”為口號,爭取更多中國人的支持??箲饡r期,“炎黃子孫”的稱謂被定型為中華民族的文化符號。今天,全體中國人皆為“炎黃子孫”已成為共識。

      “華夏兒女”因“華夏”而得名?!叭A夏”一詞最早出現在西周《尚書·武成》:“華夏蠻貊,罔不率俾?!庇袑W者認為,“夏”是從夏水(即今漢水)得名,“華”是因華山而得名。而現在,“華山”與廟底溝文化的“花”卉紋彩陶有著淵源。廟底溝文化的核心區在豫西、晉南、關中,這里是早期中國的核心地。由此,“華”也是“花”,北魏以前沒有“花”字,“華”亦為“花”,學者蘇秉琦等人干脆稱“花”為“玫瑰花”。廟底溝文化的人群信仰“華”,成為近代我們所說的最早“華人”。從考古發現來看,“華”的概念與仰韶文化有關。到春秋戰國,黃、淮、江、漢一帶部族融會在一起,把有影響的祖先保留下來編在一個共同的譜系上,承認是各氏族祖先,然后融合各個氏族,形成廣泛的華夏民族。

      在中華古史中,與“炎黃子孫”相關聯的“卷龍”敘事在黃帝時代已出現?!妒酚洝し舛U書》記載:“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薄段宓郾炯o》中提到,軒轅“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把椎刍?,黃帝土代之,即‘黃龍地螾見’是也?!睂W者孫機認為,地又指軀體盤旋卷曲之蟲,與《封禪書》中提到的“黃龍”在形象上相互呼應。而紅山文化中發現的玉卷龍,又讓人們意識到龍可以作為土德之瑞的代表。實際上,龍在中國文化中成為一種象征升騰和變化的吉祥物。

      “炎黃子孫”也較多地涉及黃河的敘事。傳說中五帝的活動區域主要在黃河。在殷商時期,黃河在《卜辭》里叫“高祖河”。高祖就是王朝的第一個王。記載“黃帝”“黃河”最早的文獻材料,基本在戰國到秦漢時期?!稘h書·地理志》稱“黃河”,這是最早見到關于“黃河”的正史記載。在《史記》中,黃河被稱作“大河”,反映出黃河被視為所有江河之首的觀點?!包S河”與“黃帝”之“黃”為“五色”之一。東周至秦漢之際興起的“五方”“五行”與“五色”,其三者關系,應是“五方”決定“五行”與“五色”,“五行”之“中”是華夏文化“核心基因”,“地”為“土”,“土”為“五行”之“中”,故黃帝都城有熊國與黃河中游均在“天地之中”的大嵩山地區,故二者均姓“黃”。也就是說,黃帝在黃河中游締造了彰顯中華民族文化根與魂的“黃河文化”。

     

      “宅茲中國”映照炎黃子孫五千年文化傳統

      中華民族具有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我們不是西方語境下的“夏娃”的孩子。我們的文化傳統從一開始就和西方不一樣。

      黃河文化中的“地中”概念,就是天上有中心,大地也應該有中心。戰國時代出土的清華簡《保訓》篇中記載了五帝時代的舜“求中”于“歷山”(今河南濮陽),以及王國時代的締造者夏禹讓商湯的六世祖上甲微為其“求中”于河洛及其附近嵩山。由此,嵩山成為5000年來的“天地之中”,嵩山古建筑群申遺成功并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與世界遺產委員會命名“天地之中:歷史建筑群”?!扒笾小?,正是王國時代的夏商都城選址于黃河中游大嵩山附近的一個重要因素。

      陜西寶雞發現的距今3000年的西周青銅器“何尊”,器底的122字銘文中有“宅茲中國”四字,是目前出土文物中最早的“中國”名稱物證。銘文中的“中國”實際上是指國家的都城要建立在國家的中央,延續了虞舜、夏禹、商湯以來的都城選址理念,并且成為此后歷朝歷代的制度。從《史記》記載的“五帝時代”,經夏商周至秦漢、魏晉南北朝、唐宋時期的歷代王朝的都城均在大中原地區,這也就是“擇中立國”的佐證。宋代以后歷代王朝建都北京,仍然是擇中立國的延續,大金王朝的都城就稱為“中都”,他們認為“燕京乃天下之中”。

      中原就是過去的中州。禹時設九州,是因為如果是偶數,就沒有中,只有奇數才有中。豫州在九州之中央,因此也稱“中州”,中州地形是平原,故稱這里為“中原”。其實,黃河在中國的大河大江中是居于“中部”的。中國的地理空間,河在中,江在南北兩邊?;春右阅匣窘薪?,如長江、閩江、贛江、珠江等。遼河以北有吉林的松花江、黑龍江、鴨綠江。在吉林以南,在淮河以北的都叫河。因此,“河”在中國的南北之中部,黃河又在中國的“河”之中間,其南有渭河、洛河、淮河等,其北有汾河、海河、遼河等。

      黃河又分上中下游三區,按照區位,中游主要是大中原。中國有句話叫大好河山,河山就是國家。山就是嵩山或華山,河就是黃河。以“天地之中”、五岳的“中岳嵩山”為核心,從長安、洛陽到開封形成中國古代歷史上最為重要的都城東西軸線。此外,在大嵩山附近的中國王國時代最早、最重要的夏商周都城均在這里。

    仰韶文化北上路線圖和紅山文化南下路線圖。

      學者劉慶柱認為,中國的核心文化基因是中,中是東南西北的匯聚,中就是根。中國從“中”而來,建國要立中,建都要立中……最后國家也叫中,這時“中國”的國家是指天下,是東西南北的中間。

      “天下之中”生成了“中國”這個概念。學者何駑說,“‘中國’的最初含義,即在由圭表測定的地中所建之都、所立之國”“這種國家意識形態及其特殊的圭表物化表征,是我國區別于世界其他各國的重要特征”,這也“足見沒有比‘中國’這個稱謂更貼切了”。

      “宅茲中國”映照了5000年來炎黃子孫求中、擇中的文化傳統。

     

      炎黃子孫緣于華山玫瑰和燕山龍的相遇

      近年來百年百大考古發現的物證顯示,當六千年前華山玫瑰和燕山龍相遇的那個時代,中國學意義上的“炎黃子孫”“華夏兒女”“龍的傳人”的概念,便在中華大地生根發芽。華山玫瑰和燕山龍的相遇,也催生了中華民族總根系的“直根”。

      關于炎黃子孫綿延發展,學者蘇秉琦提出了“滿天星斗說”。他認為在中國古文化大系內部,可分為六個大的文化區:一是以燕山南北、長城地帶為中心的北方區;二是以山東為中心的東方區;三是以關中、晉南、豫西為中心的中原區;四是以環太湖為中心的東南區;五是以環洞庭湖與四川盆地為中心的西南區;六是以鄱陽湖—珠江三角洲為中軸的南方區。這六大區系又可以秦嶺淮河為界分為南北各三區的兩半,或為面向東南海洋和面向歐亞大陸的兩半。六大區并非簡單的地理劃分,而是著眼于考古學文化淵源、特征與發展道路的差異。

    距今5300年左右的紅山文化整身陶人,被譽為“中華祖神”。

      學者嚴文明在文化區系的基礎上提出了“重瓣花朵說”:中原是重瓣花朵的核心。中華文明的源頭不是一元而是多元,其中,中原地區、山東地區、遼西內蒙古地區、長江中游的兩湖地區、江浙地區這五大區域是最突出的。在演進中,由于各自不同的原因,呈現了重瓣花朵式的向心結構或多元一體結構。中原文化處在花心的位置,東夷文化、三苗文化、戎羌文化、北狄文化等是圍繞在其周圍的第一層花瓣,百粵、夜郎、滇、氐羌、烏孫、月氏、匈奴、東胡等則是第二層乃至第三層的花瓣。這種“重瓣花朵”式的向心結構乃是一種超穩定結構。

      學者張光直認為,在公元前4000年前開始形成“文化相互作用圈”,范圍北自遼河流域,南到臺灣和珠江三角洲,東自海岸,西至甘肅、青海、四川。這個“圈”涉及六個文化區:一、內蒙古長城地帶,以興隆洼文化為最早;二、仰韶文化;三、大汶口文化;四、大溪文化;五、太湖長江三角洲文化;六、大坌坑文化。張光直強調文化相互作用圈與中華文明的形成存在密切聯系。

      地層中的物證為我們提供了豐厚的信息。華山玫瑰和燕山龍的相遇過程,有裂變、有撞擊、有融合。龍+玫瑰,成為人類文明史上偉大的相遇。學者蘇秉琦認為,相遇涉及中國古文化兩個重要區系:一個是渭河流域的仰韶文化,一種標志是玫瑰花,包括枝、葉、蕾、冠或僅花冠等。另一個是大凌河流域的紅山文化,一種標志是龍或僅龍鱗。它們都有自己的根,都有自己的標識符號。兩者出現或形成的時間約距今七千年,都是從自己的祖先那兒衍生或裂變出來的。

      先看燕山龍,遼西地區的興隆洼文化(距今約7200年—8200年)和趙寶溝文化(距今約6400年—7000年)是紅山文化的重要源頭。興隆洼文化的查海遺址發現巨型石堆龍在聚落的中心部位,采用石塊堆塑而成,全長19.7米,是中國迄今發現年代最早的龍形象。興隆洼文化還出現石雕神龍人碑形器,以及類龍紋陶片。龍紋陶片皆為夾砂紅褐陶,分別為龍的身體和尾部殘件,用窩點紋表示龍鱗。具體說來,華山腳下的玫瑰與燕山以北的龍的中間對接點在桑干河上游(河北省、山西省北部)一帶。出土文物證明,兩者真正結合到一起的證據發現在大凌河上游、遼河的凌源、建平、喀左一帶,時間距今5000年—5500年。那里近年發現的紅山文化后期的祭壇、女神廟和積石冢群,含有玉雕龍、玉雕玫瑰、玫瑰圖案彩陶筒座與彩陶盆的巧妙結合。玉雕龍放在男墓主人身上,彩陶玫瑰圖案盆和筒座配置在積石冢四周。紅山文化的祭壇、女神廟和積石冢群等可以看作是以龍和花為象征的兩個不同文化傳統的共同體結合到一起。在大青山下的河套地帶和桑干河上游地帶的考古發現,證明它們之間的淵源關系。

      這些龍與花的結合,會使人自然聯想到我們今天的“炎黃子孫”“華夏兒女”“龍的傳人”。這也說明,仰韶文化和紅山文化迸發出文明的火花,并留下文明發展的顆粒。

    興隆洼文化的查海發現巨型石堆龍在聚落的中心部位,采用石塊堆塑而成,全長19.7米,是中國迄今發現年代最早的龍形象。

      位于黃河南岸的河南鞏義雙槐樹遺址,實證了5300年前黃河中游已經是華夏文明的核心地區。在雙槐樹遺址發現的規格最高的具有都邑性質的中心聚落,專家建議命名為“河洛古國”,還被稱為“早期中華文明的胚胎”。這里出土的牙雕家蠶藝術品,是目前發現的中國農桑文明發展史上時代最早的代表。這里呈現出古國時代的王都氣象,尤其是北斗九星以及諸多凸顯禮制和文明的現象,被后世夏商周等王朝文明所承襲和發揚,5000多年的中華文明主根脈有望追溯至此。

      山西陶寺城址的年代距今約4300年—4000年。龍與玫瑰相遇后,晉南一帶的“中國”就把“華、龍”等都包攬到一處了。陶寺遺存有黃河中游華山、東部泰山、北方燕山三個主根,還有來自太湖及其他區系的文化因素,以及北方紅山文化早期文明的影響。學者王巍認為,陶寺遺址為代表的一種古文化,人們使用大石磬與鱷魚皮鼓隨葬,反映社會發展到比紅山文化更高的階段。這些具有明顯地域特征的器物群,包括源于仰韶文化小口尖底瓶的斝,到真正鬲出現前的完整序列,源于紅山文化的朱繪龍紋陶盤、源于長江下游太湖地區良渚文化的一種尖形石推刀,反映他們的文化面貌已具備從燕山以北到長江以南廣大地域的綜合體性質。

      陜西石峁遺址是面積達400萬平方米的石頭城,是目前我國發現的最大的史前城址。石峁城由外城、內城和皇城構成,有多種防御設施。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最新發布,皇城臺始建不早于距今4200年,放棄不晚于距今3600年?;食桥_總高度達數十米,臺頂有面積數千平方米的大型宮殿建筑,宮殿臺基上有雕刻獸面和玫瑰圖案的石柱,并發現多件高50多厘米到1米的陶鷹。這說明,皇城臺已具備了早期“宮城”性質。

      河南二里頭遺址面積300多萬平方米,距今3800年—3500年,是中國同時期規模最大的都邑性遺址。二里頭遺址所在的伊洛河流域是文獻記載的夏王朝的中心區域。二里頭文化創造的以玉牙璋為代表的禮器和禮儀制度輻射到周邊廣大地區,影響范圍之廣前所未有。二里頭文化的一整套青銅與玉禮器,被后來的商王朝全面繼承。二里頭時期,水稻比旱作農業多,稻作農業的貢獻超過粟和黍。

    出土于雙槐樹遺址的彩陶缽。

      從地緣視角看,黃河兩岸的中原文明吸納來自東西南北各個方向的文化因素,形成具有明顯的合成性文化。這里深受來自北方“原生型文明”的影響,北方文明的南下影響形成一個Y形通道,即遼西文明和內蒙古高原河套文明通過山西晉地到達晉南的通道,這個Y形通道就是學者蘇秉琦眼里的中華文明多根系中關鍵性的“直根”。此時,若把黃帝理解為一個象征性符號,那么,以黃帝為代表的早期中國人很可能就是后世的北方游牧族群和中原族群的共祖,或者說是Y形通道所形成的中國核心文明的共祖。史書記載,夏代以前有堯舜禹,他們的活動中心在晉南一帶。此時,中原仰韶文化的“花”和北方紅山文化的龍,甚至包括江南的古文化均相聚于此。如此,聚焦催生了“中國”。

      《詩經》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币唤y中國從理想到現實,就是距今4000年—2000年間的整個歷史發展過程。這是夏、商、周三代的政治理想,而把理想變為現實,是從三代至秦各國“逐鹿中原”的結果?!拔覀冊谝黄稹?,是中華文化基因的選擇。

     

      炎黃子孫在大中國相互依存和發展

      從人類社會歷史來看,“歷史”被割斷了,就是老百姓眼中“斷子絕孫”。有一首歌唱得很好:“我們的大中華呀,好大的一個家!”其實這個家,就是我們炎黃子孫能夠相互依存和發展的大中國。

      在時空維度上,炎黃子孫是個時間概念,綿延發展5000年;同時,炎黃子孫也是個空間概念,在中華大地上綿延發展,扎根在中國黃河文化帶、長江文化帶、珠江南海文化帶、長城文化帶、大運河文化帶五大文化帶上??梢哉f,中華文明是在“河流”中孕育和發展的。中國地處亞歐大陸的東端,東面是煙波浩渺的太平洋,西面有高聳云端的帕米爾高原、阿爾泰山等屏障,西南方則是號稱“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北面是蒙古高原,再北就是凍土地帶,形成一個半封閉地理單元,使得中華民族的先人有一個相對穩定的生存空間。其內部,自然環境又存在很大的差異性,長江、黃河、珠江等大河巨川的主干和支流,又把東南西北的族類連在一起,使得數千年來大家必須相互依存、互相補充。經過不斷地演進,中國五大文化帶是在“滾雪球般”的拓展中形成的,炎黃子孫靠的是非征戰的經濟、文化、生活方式的交往交流交融,聚集在一起。

      五大文化帶是一個動態開放系統,內部和外部循環流動、交流,成為中國數千年來社會經濟文化和人員遷移流動的大通道,并起到了調節和平衡中國東西南北社會經濟文化差異的大動脈。這一點,“確保古老中華文明5000年未曾斷裂”(湯因比語),成為支撐著中華民族持續發展的基本因子和戰略資源,是炎黃子孫5000年綿延發展的地緣優勢。

    出土于陶寺遺址的彩繪龍紋陶盤。

      學者王巍強調,文明的存續發展,必須以經濟發展為有力支撐。近年來,中華文明探源研究以浙江良渚、山西陶寺、陜西石峁和河南二里頭等四個都邑性遺址以及黃河、長江和遼河流域的中心性遺址作為工作重點,取得豐厚的考古物證,實證了炎黃子孫能夠在大中國的五大文化帶上相互依存發展的演進歷程。

      距今10000年前后,中華文明奠基。距今13000年—10000年前的湖南玉蟾巖遺址、江西仙人洞和吊桶環遺址、廣西甑皮巖遺址,出土了稻的植硅體,而在北京東胡林人遺址出土了距今10000年—9000年前的炭化粟和黍。距今10000年前,浙江上山遺址出土了栽培稻和紅陶器、石器。農業的產生使各地出現了小型的定居村落,為文明的產生奠定了基礎。

      距今8000年前后,中華文明起源開啟。因氣候溫暖濕潤,稻作農業向北傳播到了淮河下游地區,粟作農業在黃河中下游及燕山南北得到普及,并逐漸形成“南稻北粟”的農業分布格局。河北磁山遺址、河南裴李崗遺址、內蒙古興隆洼遺址、浙江河姆渡遺址等出土了較多的農業生產工具,表明刀耕火種已發展為耜耕農業。在河南賈湖、內蒙古興隆洼等遺址,出現極少數規模較大、隨葬玉器或綠松石器的墓葬,說明社會已經出現分化,并出現了“以玉為美”的觀念,開啟了文明起源的進程。

      距今5800年前后,中華文明起源加速?!爸腥A文明探源工程”2023年12月發布信息顯示,大約從距今約5800年開始,中華大地上各個區域相繼出現較為明顯的社會分化,進入了文明起源的加速階段。各地的手工業也取得了顯著進步,出現了質地堅實、表面光滑的精致陶器。山西師村遺址出土了6000多年前的四件石刻蠶蛹,有學者認為當時已發明了養蠶繅絲。遼寧牛河梁遺址、安徽凌家灘遺址等,出現了一批大型的復雜社會群體,并開始出現社會等級分化。遼寧牛河梁遺址共存的“女神廟”、高等級墓地(冢)和祭壇共同形成“壇廟?!钡莫毺亟Y構,被稱為“中華5000年文明的曙光”。此時,人們的精神生活逐漸豐富。

      距今5200年前后,中華大地進入文明階段。當時,西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開始衰落,而黃河中下游地區和長江中下游地區的文明走上了不同的發展道路。焦家、雙槐樹、石家河、良渚遺址均屬這一時期。長江下游地區太湖東南地區的良渚文化、長江中游地區江漢平原和澧陽平原的屈家嶺—石家河文化區,無論是聚落等級的分化還是公共資源、人力的調配,復雜程度較前一階段已有質的變化,率先發展出了國家這種政體,步入文明。良渚古城是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都邑,建有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水利調節系統。焦家遺址新發現的高等級墓葬有多重棺槨和隨葬玉石陶禮器的制度化表現,是中華文明禮制物化表現形式的源頭之一。此時,中華文明的發展與兩河流域和古埃及文明大體同步。

    二里頭酒爵。

      距今4300年前后,中原崛起?!爸腥A文明探源工程”發布信息顯示,中華各地的文明進程出現轉型,其重要特征是中原崛起。距今4300年—4100年,氣候發生較大變化,氣溫異常,降雨不均,洪水頻發,各地區文明的進程受到較大影響。距今4300年前,黃河中游的勢力集團在與周圍其他集團的力量對比中逐漸占據優勢,山西陶寺和陜西石峁兩座巨型都邑相繼出現。此時,中原和北方地區后來居上,開始新一輪的文明化發展。這也形成了一個以中原為中心的歷史趨勢,奠定了炎黃子孫發展的基礎。

      距今3800年前后,進入王朝時代。在夏王朝建立時,以嵩山東南麓為中心的區域,出現了十余座大型城址。登封王城崗遺址、禹州瓦店遺址等,見證了中華文明進入了以中原為中心的新階段。商王朝繼承了夏王朝開創的禮制,形成了以甲骨文為代表的成熟的文字體系,冶金術和禮制對更為廣闊的區域產生影響。商王之下有相對完善的行政機構,有以王畿為中心的直接控制區和間接控制的方國。商朝的政治勢力與文化影響東到大海,西及隴山,南跨江漢,北至燕山。和二里頭一樣,殷墟沒有防御性城郭,“大都無城”凸顯了廣域王權國家強盛的國勢。

      距今3000年,王權鞏固?!爸腥A文明探源工程”發布信息顯示,四川三星堆遺址八個器物坑的埋藏年代基本相當,大體距今3100年前后,此時到了商末周初。西周初年,周王通過“封邦建國”,冊封自己的至親和功臣到各地建立諸侯國,構建了當時最大規模的政體,形成了以青銅器的種類和數量差別構成的器用禮制。西周以分封制、宗法制、禮樂制為特征的文明形態,以周天子為核心的天下共主的國家結構,進一步強化了夏商以來的中央集權制度。距今2600年前后春秋時代的百家爭鳴,是與古希臘、古印度同時發生“軸心時代”人文精神的覺醒。

      距今2200年,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形成。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在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形成后,漢蜀錦“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漢青銅鏡“中國大寧,子孫益昌”等物證,彰顯“大一統”成為中華民族追求的最高價值和理想。

    玉龍,出土于安徽凌家灘遺址,是中國史前考古中罕見的一件龍首形玉器。

      在炎黃子孫相互依存發展過程中,呈現諸多中國特色。如在歷史大動蕩時期,北方民族入主中原,即所謂的“五胡亂華”,與歐洲的所謂的蠻族入侵不完全一樣。五胡是牧人,他們雖也帶來戰亂,但更多的是帶來北方民族充滿活力的氣質與氣魄。大唐盛世的諸多業績源于北朝??梢哉f,北方草原民族不僅為中華民族注入了生命活力,還帶來了歐亞大陸草原民族文化,在中西文化交流上起到了重要作用。盡管每個文明世界無一例外地都存在著沖突和戰爭,而且不可能完全解決這種矛盾,而中國文明卻有著更明顯的和平傾向,形成一種能夠盡量減少沖突的文明。

      炎黃子孫在大中國相互依存和發展的歷程,實證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特別是中華文化認同超越地域鄉土、血緣世系、宗教信仰等,把內部差異極大的廣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中華文明的包容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取向,決定了中國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諧格局,決定了中華文化對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開放胸懷。這樣的歷程使中華文明生生不息、中華民族共同體牢不可破。

      

     ?。ㄗ髡撸何袒茨?,系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審、中國歷史唯物主義學會理事)

      

      參考文獻:

      1.名譽主編王偉光、主編王?。骸吨袊脊艑W百年史(1921—2021)第一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1年版。

      2.中國文物出版社、中國考古學會編《中國百年百大考古發現》,文物出版社2022年版。

      3.中國國家博物館編《中華文明:〈古代中國陳列〉文物精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版。

      4.蘇秉琦著,趙汀陽、王星選編《滿天星斗:蘇秉琦論遠古中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出版社202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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